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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物医药的研发者转型为投资人，郭佳累计管理生物医药股权投资基金规模超10亿元，已完成20余家企业的投资。在他眼中，国内的生物医药行业，其实已经悄然穿越医保控费、集采常态化、临床研发新规、医疗反腐、IPO收紧、减持新规等连续不断的暴风雨，进入了回归理性和自我修复阶段，行业不利因素陆续出清，新的利好或将接踵而至。

从2018年陕投资本成长基金开始布局生物医药赛道至今，投资方式、方法是否有所变化？

郭佳：近两年来，我们的投资进度并没有因经济周期而放缓，反而比往年的效率更高。主要是因为，寒冬能创造更好的投资机会，企业估值更低，投资噪音更少，企业的发展思维更理性，也能让我们投资人更从容地分析什么才是真正的价值。

我们主要通过“技术先进性”和“产业化成熟度”两个指标将生物医药产业分割成先导阶段、萌芽阶段、初始阶段、增长阶段、成熟阶段和衰退阶段，同时将不同的技术领域分布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之中，形成了一个产业图谱。那么进入前四个阶段的前沿科技公司就是我们关注的潜在标的，基于此，我们主要聚焦在细胞与基因治疗、ADC、多肽、mRNA疫苗、蛋白降解剂、微生态疗法等不同类型创新药和上游的生命科学仪器、合成生物学以及CRO领域。

在近两年的资本寒冬下，陕投资本成长基金的投资逻辑略有微调，在细分领域上增加了医疗器械、脑科学、消费医疗、试剂耗材等方向。另外，对被投企业的发展模式向聚焦、高效、重磅炸弹、差异化创新看齐，更关注其科研能力以及质量，临床价值最大化和经济价值最大化的潜力。

陕投资本成长基金的投资组合中有大量天使轮、Pre-A轮的早期项目，那么在投早、投小方面有哪些经验？

郭佳：“投早、投小”面临的压力可能更大，周期长，难度大，要懂团队、懂技术、懂趋势，但很多时候这些项目能够呈现的数据少之又少，就要求投资人要懂创业者，和创业者一样保持积极乐观的创业心态。

对于早期投资而言，首先要选好种子，通常是由科学家打造的一个或几个技术平台；然后再选好园丁，就是能让这颗种子吸取养分和阳光而变成商业化产品的工程师，如果再有懂管理、懂资本的专家加盟，那将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创业公司。这也要求投资人去构建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投资家的生态系统，助力创业公司的诞生和成长，运用“产学研金”四位一体化理念促进产业健康发展，塑造更多优质公司。

对于已经迈入商业化阶段的创新药企而言，接下来比拼的重点是什么？

郭佳：随着医药行业越来越规范，市场规则越来越合理，部分迈入商业化阶段的创新药企都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提振了创新药商业化的信心。但也有企业出现“叫好不叫座”的卖药难现象，这与“临床价值、市场空间、竞争饱和度、定价可及性、社会影响力、产能利用率”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也要求企业进一步认识到商业化并非始于药品销售的那一刻，而是从研发立项就已经开始的重要性。

同时，已经迈入商业化阶段的企业，仍可能继续面临同类靶点的竞争，比如PD-1单抗，国内已有多款产品上市，还有近百个在临床实验阶段，这就要求企业要继续投入上市后临床研究以拓展新适应症和进军国际市场，从研发角度去把控商业化要素。

另外，从商业推广角度，企业还有诸多挑战需要面对，如打通定价、支付和准入的核心关卡，建设产品渠道，做好学术推广，形成品牌效应等。企业可以通过“新媒体”和“数字化营销”实现新药信息和理念的指数级传播，协助医院医生建立临床决策，传达新药理念，通过临床治疗的真实场景去推动对产品的价值认同，帮助患者做足技术科普，理解治疗价值和治疗预期，以提升药物可及性等等。

未来谁会继续坚定的支持医药创新？

郭佳：未来，大力支持医药创新的资金可能更多来源于产业资本、政府引导资金和长期的民营资本，可能会出现龙头企业、创业公司、投资机构、科研院校、地方政策相互哺育的模式，以打破零散、碎片化的创新。这种模式一般由龙头企业牵头，创业公司提供创新技术平台，科研院校来做发动机，政府提供政策，机构提供资金，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聚集“原始创新集群”，还可以破解研发内卷问题，让创新药产业走上更快的车道，这其实也是我一直期待看到的中国“实验室经济学”。

2024年在医药领域比较期待哪些重大事件的发生？

郭佳：2024年应该是“DRG/DIP支付”的大面积铺开，过度治疗、临床滥用受到遏制，具有临床价值的好品种将会更大的放量。到2025年，药价回归合理、医保腾笼换鸟、行业风清气正、过度治疗遏制，加快产业结构向“高质量”转型，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将迎来新的历史发展机遇。